2023年1月，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发布《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2021年度）》，通过大量基础数据、图表，直观反映了41所高校的整体概况、办学条件、师资建设、招生就业、专业教学等方面的情况，全方位呈现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建设成效。作为中国高校的“国家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建设进展一直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招生人数不断上升，本研比例持续下降

招生是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第一道关口。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计划招生22.07万人，实际录取22万人，校均实际录取5300余人。

从各校实际报到人数来看，郑州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每年人数均已破万。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数量的增长、学校规模的扩大是必然现象。”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静寰表示，放眼全球，高等教育在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的数量增长是普遍的、有规律性的。数量的增长更加凸显出质量问题，要在扩大规模的同时，重点关注内涵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才是决定未来大学地位和声誉的核心因素。

东北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人徐林认为，我国进入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已经转向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高校进一步明确办学目标和发展方向，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师资，完善管理，推动资源配置优化升级，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同时，国家也要建立健全社会、政府、学校多方参与的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加大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力度。

值得关注的是，实际录取人数排名前几位的高校均为地方的一流大学。如何看待这类高校对地方高等教育的影响？

“这些高校大多是本省唯一的一流大学，是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聚集地，一方面需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本科生、研究生招生需求，另一方面还要承担科学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位的功能。”史静寰认为，这些地方旗舰型大学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如何平衡各方面需求需要进一步思考。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大学教学研究中心主任郭建鹏看来，相对于精英程度更高的全国性一流大学而言，地方一流大学承担着更多的扩招压力。同时，这类高校的办学资源和条件也明显不如全国性一流大学。“学生数量的增加进一步稀释了这些学校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源。因此，扩招对地方一流大学办学质量的影响更大，这类高校可能出现的质量下滑现象尤其要引起重点关注。”

从招生结构上来看，数据显示，从2017—2018学年至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均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持续下降，2020—2021学年，校均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已经接近1:1。

“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研究型大学群体。”史静寰表示，研究生层次的学生规模，尤其是博士生培养的规模，是衡量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国家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出现，本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稀释了本科教育的资源，甚至引发了本科教育危机。

“国内研究型大学要吸取这样的教训，统筹考虑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本科教育总体上同质性较强，而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类型多样，所以需要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方法、资源配置等方面通盘考虑。”在史静寰看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其实也为本科教育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本科生有了更多科研训练的机会，大大拓展了本科教育的研究性要素。

徐林认为，要推进本研一体化建设，打破本硕博之间的纵向壁垒和学科专业间的横向壁垒，实现课程内容一体化、科研实践一体化、国际培养一体化、质量督导一体化、保障措施一体化，优化整合培养过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效率，为拔尖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课程资源投入加大，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成常态

无论专业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医学，只要学生有探索哲学的兴趣，都可以在北大“哲学导论”的课堂上阅读《会饮》《斐多》等著作，体验哲学思辨的魅力。作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哲学导论”课堂采用小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方式进行，既是哲学系学生的专业课，也面向全校本科生。

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建设一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一批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课程，以及一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课程。2020年11月，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推出，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获国家一流课程1076门，校均获国家级一流课程26.24门。

课程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基础和载体。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生均课程门数持续上升，2020—2021学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开设本科课程32.77万门次、13.95万门课程，生均课程门数为0.1585。

“课程数量的增加说明一流大学在课程改革上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史静寰认为，大学通过课程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承，也通过课程教学来启发学生对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和深度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知识的孕育和创新。作为研究型大学，课程不光是知识的传承，还要把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课程教学，并推动跨学科的知识融合。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袁建林表示，遵循学生志向与兴趣促进个性化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理想。大学只有开设更多的课程，学生才能根据自己的发展规划、特长、兴趣与爱好选择个性化的课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生均课程门数的增加意味着学生选课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为学生发展提供更多方向和路径，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随着优质课程数量的增加，如何产生1+1>2的效果？在史静寰看来，下一步需要重视课程体系的建设。“课程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课程组合成的知识体系。如果体系设计不好，会影响课程效果的发挥，因此需要学校和院系加强顶层设计。”史静寰举例，大学书院制改革推行的通识教育，就是课程体系重构的一种有益尝试。

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与课程效果息息相关。通常认为，师资是决定一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因素。

每到9月新学期，91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学院教授杨士莪步履稳健走上讲台，为本科生开讲“振动与声基础”第一课。60余年来，杨士莪坚持用自己的科研经历为学生上第一课，为学生推开水声世界的大门。

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扎根教学一线。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主讲本科课程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为82.79%。其中，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超过90%。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正是高校重视本科教育，引导广大高校教师潜心教学、回归育人之本的重要举措。”郭建鹏认为，高校下一步应该重点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激励机制，综合施策以保障本科教学质量。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高校应将教授为本专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近年来，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多所一流高校明确了教授承担本专科生教学最低课时要求，严格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上课本身就是一种互动交流的方式，教授的思维、学识、修养等方面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熏陶，为学生成长注入养分。”史静寰说。

此外，在师资结构上，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占比达七成以上，博士学位占比达八成以上，均远高于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平均水平。

 “研究型大学的特征决定了师资必须具有较高的研究能力和素养，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反映的正是教师本人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史静寰注意到，现在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学位占比为参照，一味追求数量，“这种简单的类比是不合适的，不同类型的大学应有各自的定位。”

升学率整体上升，就业方式走向多元

本科毕业后是就业还是读研？这是每一名大学生走出象牙塔之前不得不面临的一道选择题。

数据显示，2017—2021学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升学率整体上升。2020—2021学年校均升学率达52.17%。其中，出国留学率为8.45%，读研率为43.72%。

“升学率上升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层次的上移意味着更多本科生有机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学习。”史静寰介绍，以清华大学为例，超过70%的本科生都有机会读研，其中逾40%的本科生能继续留在本校深造。

当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培养方案的整体设计显得尤为关键。近年来，不少“双一流”高校都探索了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式培养模式。

然而，在实践中，史静寰发现，一些直博生面临本科与硕士阶段课程设置重复、授课方式单一、学业挑战度不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流大学需要更加细致地设计本科、研究生课程体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和过渡。”史静寰提醒道。

袁建林认为，从外部环境看，本科升学率的提升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而来的可能是“学历通货膨胀”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学历，相应的工作岗位对文凭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许多学生通过进一步提升自身学历的方式以增加就业竞争“筹码”。此外，近年由于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困难，本科生被动选择升学深造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些外部因素无形中会影响本科生的升学率。

对于决定就业的毕业生来说，如今他们有了更加灵活多元的就业方式。视频UP主、电商博主、剧本杀编剧等都是“00后”们热衷从事的新兴职业。

数据显示，2020—2021学年有7.5%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这一比例已经超过10%，个别高校已经达到20%左右。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这部分毕业生思维活跃、不一味追求安逸，有勇气去尝试各种新鲜事物，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标。”史静寰认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即使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也并非都要走学术之路，应该鼓励学生的多样化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数据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郭建鹏注意到，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比例的增加也反映了当前社会转型期行业变化的特点。传统行业日益萧条，直播带货、短视频、内容创作等新兴行业日新月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

“当然，学生选择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比例的增加也需要考虑新冠感染疫情的影响，这可能是一部分学生受疫情影响而被迫进行的选择。”郭建鹏表示，近年来，“考公热”“考编热”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热议，说明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一部分学生更趋向于求稳心态，宁愿放弃高薪工作，也要追求稳定工作。

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热词，高校纷纷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激发学生的双创热情。史静寰注意到，尽管各高校都开设了创新创业教育，但有的在课程体系中并没有受到足够多的重视。

“创新创业教育不是开几门课那么简单，不能停留在知识传授阶段，需要与就业市场、复杂的社会系统建立紧密联系，打开外部通道，为学生的实践搭建各种平台。”史静寰说。

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不少一流大学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企业家+教师”共同授课、“校内课堂+校外实践”联动推进的教育教学模式，探索团队合作、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授课方式；兰州大学与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培育37门校企联合课程，将行业普遍采用的技术、标准、流程、规则引入课堂。

徐林认为，高校应致力于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切实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要打破高校、政府、社会壁垒，在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探索创新创业教学体系、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年1月6日